河南省洛陽煙澗村的青銅器高仿作坊中，一件半成品被浸泡進電解水中，進入做舊工序

高仿銀質法器

高仿錯金銀器

　　在“收藏熱”的催生下，文物販子遍訪村野，既搜羅古董，也唆使農家為其炮制大量魚目混珠的贗品；而遍及全國各地的考古發(fā)掘工作，更是讓一些本就擅長燒陶鑄銅的農家既增廣了見識，又長進了手藝。本期推出“高仿文物基地調查”系列，通過記者的親歷，展現這些幾乎是一步一作坊、家家有絕活兒的被有些人稱作文物造假基地的村子的現狀，并嘗試探討其處境和出路。
　　河南洛陽以九朝古都而知名，地面之下埋藏著的歷代遺存，用“一下鏟子就能出文物”來形容也絕不夸張。文物出土得多，絡繹而來的文物販子也就多，他們一個個村子走，或探尋古跡遺蹤、或打聽掌故，把村子里的農民也磨煉成了半個專家。
　　自上世紀初以來，每當有重大考古發(fā)現之后，考古隊或文物商往往就地雇用人手參與出土文物的修復工作，一些農家本就在農閑時搗弄些燒陶鑄銅的活計，現在更是有樣學樣地從文物修復的過程中悟出了點兒照葫蘆畫瓢、復制文物的道理。時至今日，在文物熱、收藏熱的風潮下，文物販子從量中取利，不惜炮制大量贗品充真品，因此，洛陽周邊數個村莊則成了為他們提供“原料”的主要基地。就像當下中國的任何一個發(fā)展制造業(yè)的村鎮(zhèn)一樣，只要有一家在做，就立刻傳染給全村，變成家家都做，成品究竟做得是好是壞，已不再重要，高仿品有高仿品的出路，粗制濫造的仿品也自有其出路。
　　目前，僅洛陽周邊舉村做高仿的村莊即有做唐三彩的孟津南石山村、做青銅器的伊川縣葛寨鄉(xiāng)煙澗村、曾出土過鈞窯窯址而今做仿鈞窯瓷器的禹縣神垕鎮(zhèn)、曾出土過清涼寺汝官窯而今做仿汝窯瓷器的寶豐縣等。

　　復制：手藝來自民間，資料得自博物館
　　洛陽伊川煙澗村因青銅器文物高仿而知名，村中近1000戶人家中，設作坊做青銅器復制的就有300多戶。搭車往煙澗村的半途，尚未進村，就能在沿公路兩側看到20多家銷售高仿品的店面了。進了村子之后，記者發(fā)現，這里是很典型的“前店后廠”的格局，沿著修葺一新的村中道路兩旁，是一家家銷售鋪面，鋪面后的院子里就是加工鑄造的作坊了。村中充滿著嘈雜的機器聲，流經村子的小河的水質也被嚴重污染了。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fā)展至今，煙澗村的青銅器生產原料供應、生產加工、銷售，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且銜接緊湊的產業(yè)鏈了。
　　年近80的方興慶，被大部分村里人視為煙澗村青銅器仿制產業(yè)的始作俑者。他在上世紀80年代初，聯絡村里的銀匠和木匠，最初是為了修復古董以達到增值的目的，慢慢開始做文物復制。隨著收藏熱的升溫，煙澗村生產的高仿品也逐漸從銅鏡變成了各種知名的大型文物，如河南本地各大博物館中的鎮(zhèn)館之寶“天子駕六”銅馬車和蓮鶴方壺等的仿制品，甚至能根據圖錄制作其他省份出土的青銅器，如甘肅出土的漢代“馬踏飛燕”或四川三星堆的銅人等。
　　煙澗村出產的文物仿品，嚴格說來，大多并不高明。這是因為村民們的文物復制技術多為根據日常生產和生活常識自己琢磨出來的，雖然也有過幾次與其他高仿村莊的“技術交流”，但手藝始終徘徊在“下里巴人”一階，無法更上一層樓。
　　根據河南某大型國有博物館的青銅器專家的消息，洛陽近郊就有一位做青銅器和金銀器高仿的高手黃祥(化名)，“這個人手藝好得很。我們博物館有幾件青銅器大件，就是委托他做的復制品。”記者趕到黃祥的工廠時，發(fā)現了與煙澗村全然不同的格局，這里全然擺脫了作坊的面貌，已經具有了成熟正規(guī)的企業(yè)廠房的面貌了。走進掛著“工藝品有限公司”招牌的廠子，聽說我們想看看東西，值班的經理說：“我們這兒只有一些銀器，都是廠子里做的工藝品。”記者發(fā)現這里陳列的東西以銀器為主，型制上也不“古”，都是一些在各大城市工藝品商店能買到的銀壺、銀碗、銀湯勺等，也能看到日本人愛用的南瓜形的銀水壺之類。“都在這兒了，”經理警惕地強調說，“都是很普通的工藝品，你們要多少，可以訂貨。” 與記者曾見識過的孟津南石山村的唐三彩作坊或煙澗村那些青銅器作坊的主人不同，那邊的作坊主人愛說“某某贗品其實就是我做的”之類的話，甚至還私底下爭風吃醋，恨不得把近年來的文物贗品事件都往自己身上攬，以增加自己的“含金量”。而在黃祥工廠里遇到的這份小心翼翼，反而暗示其中別有洞天。
　　當黃祥本人打開了另一間陳列室的大門時，一派唐宋金銀器交疊入眼，讓記者幾乎看不過來。他還一邊說著：“這個是高仿的……這個是我收藏的，真品……這個您見過嗎？國內某知名寺院出土的東西，我做的高仿……”他告訴記者，為國內某知名寺院所做的這組金銀法器復制品是他的得意之作。他稱，在該寺院的博物館籌建之初，其中出土的全部的金銀器的復制工作都是他獨立承擔并制作完成的，“最開始也有個競爭過程。”他說，“博物館那邊兒同時找了好多家做高仿的，每家做個一兩件看看水平，最后就選中我了，于是讓我一家做所有的復制工作。”他告訴記者，在整個復制過程中，小到每一處紋飾的鏨刻，大到整體圖案的布局，他們完全按照原物一比一的比例用傳統(tǒng)工藝精心制作，連重量誤差都在正負五克之內。其中有一套金銀制作的寶函，共八件，一層套一層，最里面是一個純金制作的小塔，金塔小巧玲瓏，金碧輝煌，他們復制得活靈活現，毫厘不差。據說，當他把完成的復制品交付博物館時，專家驗收組成員夸他“代表國內金銀器文物復制的最高水平”。像這樣能做出與原件器形、紋飾、尺寸、重量和銹色都一致的復制品，才能被稱為高仿，而記者在煙澗村所遇到的隨處可見的按照青銅器圖錄制作的復制品，或許僅是一般的仿品而已。
　　之前介紹我們拜訪他的博物館青銅器專家告訴記者：“因為他的手藝好，所以當博物館需要做高仿件時，他能在很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而這就給了他接觸平常人難得一見的國寶級文物的機會。在仿制的過程中，他必然能‘上手’，琢磨每一件文物的各個細節(jié)。而且，替博物館做文物復制品的時候，就自然會得到文物專家的點撥。”
　　在民間積累的成熟的青銅器鑄造和金銀器制作的傳統(tǒng)手藝，加上理論層次上的指導，兩者結合，才是一個做文物高仿的手藝人迅速成長的關鍵。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機會，真正的高仿者得以在制作手藝之外，習得很多文物知識，慢慢地就得以從一個高明的手藝人進化成一個專業(yè)的高仿品制作者。做出名氣之后，也就會有海外的商人拿著好東西來找他們，讓他們以其“形”為本，制作成批的產品，當然，這一過程也是拓寬視野的好機會。在博物館青銅器專家的印象里：“黃祥就是個大忙人，來自海內外的訂單不斷，越做名氣越大、越做越精。”
　　像黃祥這樣，通過為正規(guī)的文博機構工作而開拓眼界、增進技藝的例子并不少見。在陜西周原，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學聯合組建了好幾處考古工作站，而目前在陜西經營一家文物復制工廠的余安君就曾以技工的身份參與過在周原進行的多次發(fā)掘工作。

　　做舊：歷史痕跡的高級定制
　　黃祥告訴：“做文物復制品要花時間。我手下做高仿的人也就8個，我?guī)е麄冏觥?rdquo;記者了解到，整個廠子里除了這8個配合黃祥做高仿文物復制品的助手之外，其余的工人都只做工藝品的生產。他說：“我的主要業(yè)務還是做禮品的，現在一般都不會跟人提高仿這檔子事情，要說也得說做‘復制品’才是。”事實上，黃祥所掌握的金銀器制作加工工藝包括“范鑄”、“錘揲”、“貼金”、“包金”、“鎏金”、“鏨刻”、“模沖”、“鏤空”、“掐絲與鑲嵌”、“炸珠”、“焊接”等，其中不少工藝步驟要消耗大量的工時，也不是一般的工人所能做好的，因此根本不會出現在成批制作的工藝品上，而且，其中有些制作工藝已經瀕臨失傳，另一些則是他在替博物館或特別客戶制作文物復制品時，根據文物的特征結合傳統(tǒng)的工藝自己琢磨出來的手藝，惟此才能做得以假亂真，或許也惟此才是他用心所在。
　　事實上，中國青銅器、金銀器造假的歷史始于北宋徽宗朝，但民國以前歷代所仿制的青銅器神韻不足，從底子及銹色來看，一般無亮底子，無硬銹，若有銹也是薄薄的一層，顯得浮薄，且色調單一，不似商周銅器上的銹堅硬自然。民國時期，北京民間銅器制作名師張文普，人稱“小古銅張”，根據松木擦漆的道理，使用酒精泡漆皮制成漆皮汁，再調和顏色的方法作假銹，這種方法改進了做舊技術，但做出的銹浮薄松軟，底子皮色發(fā)泅透油，不及真底子明亮有光澤。張文普的師弟王德山又發(fā)明了用漆底磨光和點土噴銹的方法做假銹、假底子。 雖然做得很逼真，但經不起水蒸火烤。從制作方法來看，仿制器大部分無鑄痕、無范痕、無紅灰范土，即使有偽造的范土，也不如鑄燒的范土堅硬，鑄造的器形也不如真器規(guī)范。
　　而今，高仿品之“高”在于連其外在皮殼和銹跡的做舊上都能做到以假亂真。煙澗的作坊也是在這一方面狠下過工夫。做銹是做舊中的關鍵，煙澗的作坊為了讓青銅器生銹，會把做好的器物埋進化肥里，他們通常是先在銅器表面抹上一層硝酸，然后塞進叫碳銨的化肥里，隔三五天后撈出來，一層藍色的銹就已經生成了，隨后再用混合了醬油和醋的液體噴一遍，銅銹就變成了綠色。在煙澗也流傳著把仿品丟進糞坑之后會產生更逼真銹斑的說法，不過記者在村里尚未遇到這樣做的人家。
　　現在的青銅器和金銀器仿品一般是用電解作皮、化學作銹。仿制青銅器的黑漆古底子就能用電解法做出來，約需10天；而黑皮殼表面的紅斑和彩云狀綠銹斑則再需20天左右即可做成。煙澗村的作坊于電解作皮、化學作銹之外，更是利用“貼銹”這一更巧妙、更容易魚目混珠的手段。煙澗村的少數幾戶人家掌握了“貼銹”技術，且秘不示人，因為他們的技術是花費數萬元與其他省份的造假作坊“技術交流”而得的。在“貼銹”過程中，他們會專門從文物真器上收集到大量的金屬銹貼在仿制品上，一來不需要花時間創(chuàng)作環(huán)境讓器物自然生銹，二來甚至能通過儀器的成分檢測。這種手工處理法先是將銹色豐富、層次感強的古代銅器上的銹片，用超聲波震動使其脫離銅胎，再把這些銹片移植在仿品的不同部位，然后用高標號白水泥加入礦石色，調和出不同的銹色，根據古代銅器的銹色層次及形狀，在仿品鑲嵌片接口處或銹色欠缺處做出層次感豐富、色調逼真的各種銹色。貼完之后，還要用濕布把處理好的銅器包好，放入蒸鍋內蒸3到5小時再取出晾干?？墒牵瘜W做銹之后的銅器，聞起來沒有土香味，反而是稍有酸味，所以還需從古墓中取用新鮮的墓土用水調成糊狀，把復仿品放入其中10天左右，再取出清理干凈，讓新仿的器物沾上土香味，似真的出土物一般。
　　溫州某博物館館長對于高仿文物的流轉頗有所聞，他認為目前國內市場上流通的文物十之八九都是高仿品，他告訴記者：“一般就是做好了東西拿去博物館或其他專業(yè)機構，請專家鑒定，專家說出瑕疵之后，他們再拿回去改，反反復復一直改到專家都看不出錯來，然后光明正大地當作復制品賣到國外，此后再等著愿者上鉤，往往能被國內藏家以天價回購。”

　　手藝人：在產業(yè)鏈最下游
　　在黃祥的辦公室，占整面墻的書架吸引了記者的注意，其上擺滿了圖錄。可是他自稱很少照著圖錄做東西，“當然也一直有人找我做東西。一般就是他們拿東西來，讓我照著做，也有拿圖紙過來讓我做的。”說到興起，他從書架上抽出其中幾本圖錄，“這是香港某大收藏家的收藏圖錄，封面上的這件東西就是我做的。倒不是什么用來識別的款識或符號，但確實是幾處記號，就自己認得出來。但是，這種事情，自己看到了就看到了，也不能說出去的，而且，有的人不就是自己喜歡嘛，他喜歡那東西，所以拿來做一件復制品，也是自己留著看。即使他真要把東西流到市場上去，我們也沒資格說，說了估計也沒人承認。”他透露，常常能在拍賣會上看到自己做的仿品，“但是，遇到那種情況，我也不會張揚，那多是人家從我這里定制之后，再轉了幾道手的東西，其中途徑很難辨析明白了。” 記者在煙澗村的幾家店鋪中，也與店主人交流過擺在顯眼處的高仿品的去處，通常都會被告知“主要是海外買家會買，拍賣會上也常會出現”。然而，至今仍然讓記者疑惑的是，這一套千篇一律的說辭，究竟是農家敦厚淳樸的大實話，還是為了讓手藝增值的夸大其辭？
　　當代藝術策展人李旭有著將近10年古代銀器收藏的經歷，他談起與銀器手藝人之間交往的經歷，“也是從一次吃藥開始。”不小心買進高仿品之后，他在北京潘家園的一家攤位上居然遇到了制作者本人，如此一來二往，不僅與手藝人成為了朋友，更能經常交流他所感興趣的傳統(tǒng)銀器加工工藝。他告訴記者：“確實有高仿品上拍賣場的例子，但是手藝人畢竟處于這一產業(yè)鏈的最下游，他們從中獲利很少。他們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是不會拒絕客戶要求他們做出一模一樣東西的要求的，至于做完之后的去向那是不便于過問的，更不會問客戶是不是還會把東西拿去做舊什么的。即使看到自己做的高仿品流入文物市場了，他們也不便于公開事實，因為其中牽涉的利益很大，大到足以讓人動刀子、付出血的代價。”
　　在煙澗村，記者看到大部分的作坊至今仍然安于最初的接訂單的經營模式，只有很少數人家遠赴北京，在潘家園開店，并最終站穩(wěn)腳跟的。他們的手藝日漸精湛卻始終無緣讓自己的作品進入高端市場，多數人為了完成訂單忙得不亦樂乎而甚少離開村子去大城市尋覓自己的客戶，少數幾家也嘗試過開網店經營自己的產品，但是，這一并不高深的手指頭活兒對于農村的手藝人來說似乎也成為了技術門檻，隔斷了他們與最終用戶之間的直接聯系，有人認為中介網站每年的獲利或許比他們還多。雖然，在村子里盛傳著他們出價一兩百元人民幣的東西能在北京潘家園賣到上千元甚至更貴的說法，但是，面對像記者一樣慕名而來的散客，他們抱著可以“斬一刀”的心態(tài)開出的高價也就止步于千元級了。
　　陜西、山西等地的高仿手藝人的利潤也不過如此。陜西扶風縣召陳村的一家青銅器高仿作坊的產品是包銷給西安一些大公司的，每年所得也不超過5萬元人民幣。作坊的主人曾向媒體透露：“有一次，我到西安看人家把咱做的那個鼎賣到上千元。他們是從我這里拿的貨，也才二三百元，成倍地提高，但咱也沒有辦法，咱就會制作，也沒那個精力去搞銷售。”
　　相比之下，黃祥已經屬于翻身做主的手藝人了。一位與他熟識的文博界人士告訴記者：“他不僅會做，還會看。帶著他去看金銀器，只要他說能買，不論開價到多少，跟著去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買下。”目前，一些拍賣機構也總是愛將他請去鑒定、估價。不管是古代還是近代的金銀器，或現代的復制品金銀器，經他的手一過，其年代、特質、韻味，就能把握得一清二楚。

　　洗白：
　　從作坊主到企業(yè)家的轉身
　　對于客戶提出的給器物做舊的要求，黃祥當然也并不會拒絕。“當然，我不建議做得很舊，弄得像剛挖出來的一樣，既沒意思，也不好看。如果有需要，我建議給銀器做上一層氧化層，把刺眼的光澤去掉，又不失韻味。而且，這層氧化層還有個好處就是會保護銀器表面不再繼續(xù)氧化發(fā)黑。”在他的辦公室里，記者看到幾件定制好的銀器，無論是器表的氧化層還是一些細節(jié)處的水沁，都看似自然天成。當然，這些器物上并無制作者的款識，出了工廠之后，對一般收藏者來說，就似真品無異。
　　原陜西省文物鑒定研究中心主任呼林貴對青銅器的作假知根知底，他曾奔赴北京、上海、安徽、河南等地多方走訪、考察，探求青銅器高仿技術的最新動向和變化。在他看來：“就文物鑒定而言，這是一個(與文物造假)不斷競爭的過程，競爭雙方為了取勝對方，都會盡力充實自己，提高自己，從而客觀上形成一種互動、促進關系，形成‘出招’與‘解招’的程式，壞的事情就會向好的方面轉化，在另一層面上可以說擴大了古文化的研究群體，也推動了研究隊伍中從業(yè)人員眼力與經驗的更上層樓。”
　　可是，其實不是每一個手藝人都能做到以假亂真的。這或許也是為什么煙澗村的作坊主人們熱衷于主動為多起文物造假事件“背黑鍋”的原因。大部分人或許手藝很精湛了，但是在做高仿時往往會遇到瓶頸，惟因收藏熱之盛，才有出貨的機會。而在黃祥的藏書中，有不少甚至是文博領域的專業(yè)人員才會去閱讀的學術專著。他在聊天中，也顯示了他對于整個中國金銀器發(fā)展歷史的熟諳，“先秦時期的金銀器制作主要采用范鑄工藝；到了漢代，除范鑄工藝外，還從西方傳入了金絲抽拔及炸珠焊接等技術；魏晉至唐代，器物的裝飾及成型主要采用捶揲和鏨刻工藝；宋、元時期流行夾層技法，而花絲、鑲嵌主要流行于明清時期，點燒透明琺瑯工藝只有清代才有。”他告訴記者，“從商周至明清，每個時代都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并具有各時代的工藝特點。”
　　而今，黃祥的工廠主營工藝品，文物仿制品的業(yè)務退居幕后。而記者在煙澗村獲悉，村里文物高仿最火熱的階段早已過去，這幾年生意越來越難做，有不少作坊停工，村民們也跑出村子去打工了。
　　“我目前正在為了籌建我的私人博物館而忙得不可開交。”黃祥遞給記者一份博物館籌建計劃書。從文物高仿的作坊發(fā)展到工藝品企業(yè)，他已經在產業(yè)鏈上從處處受文物販子擺布的手藝人進步到擁有自己的銷售渠道和能決定自己要制作什么的民營企業(yè)了。在這一進化過程中，也逐步厘清了企業(yè)發(fā)展的遠景，并且在努力掙扎著擺脫“文物造假”的污名。如今即將開館的博物館，于經濟利益之外，或許也體現了這一從高仿作坊主起家的企業(yè)家欲兼收社會效益的雄心。在獲得了國有博物館專家的認可和同情之后，目前他關心的是讓承載其手藝的經營實體變得規(guī)范化，能得以被納入社會主流，從地下真正走進地上的問題。
　　從這份計劃書中可見，關于博物館的念頭，醞釀了已有4年。開放之后的博物館將根據金銀器的發(fā)展時期分設各個展館，展出其個人收藏的200多件金銀器真品。博物館另有專門的復制品展廳展示博物館主人曾經手的文物復制品標本，這一展廳的設計，或能讓急切地想在文物市場花錢的金主們一開眼界。此外，博物館還安排了專門的空間，現場表演金銀器的加工工藝，對于部分已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手藝來說，這也成為了一種傳承與發(fā)揚的手段。
　　從家庭式的作坊到正規(guī)的民營企業(yè)，黃祥的團隊已經有了100多人，其中大部分僅僅參與工藝品制作，其實與高仿并無關礙了。據他透露，一位職工，從一般工人成為一名技師需要5年時間，成為高級技師需要一二十年的時間，真正能參與文物復制品制作的人也就不過8位。早年間接文物販子的訂單做高仿器，為的是糊口，而解決溫飽之后，要發(fā)展企業(yè)，則必須洗脫污名，發(fā)現新的機會，這或許也是很多成功的文物高仿手藝人的在今天的發(fā)展之道。而那真假摻半的“假文物生產基地”的名號，當然也會在不同的階段為其發(fā)展帶來種種難以說清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