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從其祖父那里繼承下來的字畫珍玩在內(nèi)，畢其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數(shù)量之巨，舉世無雙。有些收藏，來自臣仆的貢獻。乾隆二度南巡時，禮部尚書沈德潛前往接駕，一次就進獻書畫七件：董其昌行書兩冊、文征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鑒山水一軸、惲壽平花卉一軸、王翚山水一軸。和珅進的金佛更是碩大無朋，“長可數(shù)尺許，舁入闕中”。以貢品之精備受乾隆青睞的總督李侍堯曾被治罪抄家，結(jié)果抄出“黃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都是準備呈獻的貢品。
　　當然，乾隆的收藏品，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內(nèi)府制造的。乾隆皇帝尤其愛玉成癖，他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致力于玉器的生產(chǎn)和收藏，因此乾隆朝收藏的玉器甚豐。僅一件“大禹治水”的玉山，將玉料從新疆經(jīng)水路運到北京，后又轉(zhuǎn)運到揚州，制成后又運回紫禁城，就先后用去10年時間。這座超大型玉雕，高九尺五寸，重一萬零七百多斤，堪稱玉器之王。現(xiàn)在這座玉山就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里，接受游人們的檢閱。同時接受檢閱的還有上萬件大小玉器，這多半是乾隆時期收藏的。
　　數(shù)十年從全國搜剔到的藝術(shù)精品，乾隆鑒賞后往往加蓋“乾隆御賞之寶”、“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等章，以示珍藏之意，然后讓各精其道的儒雅詞臣，分門別類，編為目錄，經(jīng)皇帝審定，再編印成書，如《西清古鑒》、《寧壽鑒古》系古銅器目錄集，《西清硯譜》系古硯目錄集。
　　早在乾隆八年，他就決定，要將內(nèi)府收藏的書畫進行一次大規(guī)模的整理。首先將有關(guān)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編撰成目錄《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書畫藏品的《石渠寶笈》開始編撰。這是一次規(guī)?？涨暗恼砉ぷ?，它將為存在了兩千年的中國宮廷書法繪畫收藏畫上一個句號。完成后的《石渠寶笈》，包括續(xù)編、三編共成書225冊。這是明清兩代，600年宮廷收藏的總結(jié)。也是歷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規(guī)模。全盛時期的清代宮廷收藏，大約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晉唐宋元書畫2000件，明代書畫2000件，這就是中國古典書畫作品當時的最大規(guī)模。而乾隆皇帝最引為自豪的，當是數(shù)十載如一日地對歷代書法名帖的搜集了。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和王旬《伯遠帖》最為乾隆所鐘愛，乾隆十一年他將這三件東西藏在大內(nèi)養(yǎng)心殿西暖閣內(nèi)，并以“三希堂”名之。
　　乾隆四十四年，皇帝命將內(nèi)府珍藏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權(quán)和馮承素所摹的《蘭亭序》四個真本，《戲鴻堂帖》中“柳公權(quán)書蘭亭序”原刻本、于敏中奉旨為這個原刻本填補闕筆的全本、董其昌的《蘭亭序》臨本，以及乾隆手臨董其昌《蘭亭序》本—— 一共八種《蘭亭序》本墨跡刻石，名“蘭亭八柱”。
　　除了書畫之外，乾隆皇帝還熱衷倡導(dǎo)青銅器的收藏和鑒賞。除了宮廷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風(fēng)尚，出現(xiàn)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學(xué)家。他們不僅親自鑒定考證，而且還著錄摹拓，著書立說，相互辯駁，于是隨之而來的考據(jù)之學(xué)又大行其道。此風(fēng)一起，影響了差不多將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識界。
　　乾隆的收藏之富在歷史上堪稱空前，單純從收藏的數(shù)量來看，乾隆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皇帝。一份1816年的清單顯示，當時有15000幅字畫裝飾著從北京紫禁城到察哈爾的皇宮，其中有2/3是1644年以后的作品。真的應(yīng)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這句古話了，這不僅記錄了那一時代國力的空前強盛，也深深打上了乾隆皇帝追求宏偉氣象、艷麗繁復(fù)的審美情趣的烙印。
　　揭秘：乾隆帝與他的四大無價之寶
　　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古董玩家兼藏家莫過于大清的乾隆皇帝。他在位六十年，又當了四年太上皇，64年間廣收名畫古帖、珍異古玩以及各種玉璽。死后這些奇珍異寶與之同埋于裕陵的地下宮殿中。然而，1928年7月2日，東陵大盜、軍閥孫殿英以演習(xí)為名包圍了河北省遵化縣清東陵，一夜之間連掘慈禧和乾隆兩座陵墓并將其洗劫一空，包括這些奇珍異寶、金銀珠寶在內(nèi)的陪葬品裝了滿滿二十大車返回駐地。最終這些奇珍異寶被盜出后，顛沛流離，流落世界各地。樂奀下面根據(jù)收集的資料給大家介紹四件無價之寶及其著落。

乾隆玉璽“八徴耄念之寶”

                           乾隆“八征耄念之寶”御寶交龍鈕和田青玉璽
　　一、玉璽“八徴耄念之寶”
　　“璽”這個字變得尊貴是在秦朝。秦以前，不管官印、私印，都可以用上這個大名。秦統(tǒng)一六國后，規(guī)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叫“璽”，臣民的只能叫“印”。乾隆帝一生擁有璽印1800多方，獨冠帝王之首，是他爺爺康熙的15倍，是他父親雍正的11倍。乾隆的一方方璽印是他為自己漫長人生路上樹立的里程碑，也是他心情的晴雨表。他打了勝仗要制璽紀念;抄錄詩作要用璽點綴;70歲刻“古稀天子”及與之配套使用的“猶日孜孜”，80歲刻“八徴耄念之寶”及與之相配的“自強不息”，都體現(xiàn)出不服老的勁頭;嘉慶二年(1797年)，已經(jīng)當了太上皇的乾隆，用的一方璽措辭極其直白，上面赫然寫著“歸政仍訓(xùn)政”，明擺著講，雖然兒子當皇帝，但大事還得老子說了算。
　　乾隆在位時，刻的第一方皇帝璽印，內(nèi)容就是“乾隆御覽之寶”。乾隆元年(1736年)的正月初四，雍正皇帝已經(jīng)去世4個多月，居喪的哀傷氣氛被改年號的喜慶所取代。25歲的年輕皇帝讓身邊的太監(jiān)拿著一方銅制的璽印材料去內(nèi)務(wù)府傳旨，命令在上面刻“乾隆御覽之寶”6個字。負責(zé)此項工作的人戰(zhàn)戰(zhàn)兢兢接了旨，6天后，請?zhí)O(jiān)將兩份篆文草稿呈送乾隆，一份是陰文(字呈白色)，一份是陽文(字呈紅色)。皇帝仔細看過后給出回復(fù)：用陰文。再過40天，精心制作的銅璽完工交差。作為富有四海的君王，乾隆一生擁有“乾隆御覽之寶”共有8方，其璽印材料極為豐富，僅玉就有碧玉、白玉、青玉、墨玉等等。此外，田黃、瑪瑙、水晶、象牙、蜜蠟和澄泥都可作為印材。不同印材制出的璽印，蓋出來印痕深淺濃淡有所區(qū)別，值得細細玩賞。多年戰(zhàn)亂中，乾隆玉璽有相當一部分流失海外。下圖是曾經(jīng)在臺北拍賣的一件“乾隆御覽之寶”，它是臺灣富豪蔡辰男1984年從紐約買回來的，當時出價3.3萬美元。
　　當時，現(xiàn)存最有價值的還是上面提到的“八徴耄念之寶”(見下圖)。它是乾隆在位55年，為慶祝其80壽辰制作的，在乾隆玉璽中算是比較大的一枚。印文在許多重要清朝宮廷藏品中，比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秋山暮靄圖卷》，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柳鴨蘆雁圖卷》上，都印有這枚“八徴耄念之寶”。該玉璽現(xiàn)在英國，因在倫敦富比拍賣行要拍賣，起拍價達到60萬英鎊，從而引發(fā)網(wǎng)友群起抗議。不少網(wǎng)友認為，這是對中國的再度挑戰(zhàn)，有關(guān)方面應(yīng)該出面來要回這些文物;甚至還有人呼吁，要按照對上次法國佳士得拍賣圓明園獸首銅像的行為。

                                                                  九龍寶劍
　　二、九龍寶劍
　　九龍寶劍非漢家傳統(tǒng)之劍，而是結(jié)合了蒙古式的彎劍，其劍身略彎，劍長共五尺，劍柄特長，上面刻了九條金龍。而這九條龍卻又是根據(jù)漢家周易的“九九歸一”的寓意而雕刻的。周易中的九九歸一是輪回的意思。劍鞘用名貴鯊魚皮制成，嵌滿紅藍寶石及金剛鉆，堪稱價值連城。乾隆熟讀漢書，知道天道是一個輪回，人如此，朝代政權(quán)也如此，要想永遠統(tǒng)治奴役漢族是不可能的事，乾隆帶此劍陪葬是寓意為死而復(fù)生，通過輪回來永遠奴役漢人。
　　寶劍鑄成之后寒氣滲人，似有漢人冤魂付于其上，寶劍周圍會產(chǎn)生霧氣，劍柄上的九龍在霧氣中躍然若騰。九龍劍本是一把陰劍，在陽世使用此劍為不祥。
　　讓九龍劍重回人間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東陵大盜、土匪出身的軍閥孫殿英。為躲避“匪軍掘盜東陵的慘狀”而遭致法辦呼聲，他把將慈禧口中含的那顆寶珠送給了宋美齡，把乾隆朝珠中最大的兩顆送給戴笠，將“金玉西瓜”送給了宋子文，準備將最珍貴的“九龍寶劍”孝敬給蔣介石。1939年孫殿英又將最珍貴的九龍劍交給戴笠，請他轉(zhuǎn)送蔣介石。當時正值抗戰(zhàn)，戴笠命令軍統(tǒng)特務(wù)馬漢三設(shè)法將寶劍送往重慶，呈獻給蔣介石。馬漢三深知這把九龍寶劍價值連城，意欲擁為己有，不想1940年馬漢三被日軍逮捕并叛變，且獻出了價值連城的九龍寶劍。日本人投降后，時刻關(guān)注寶劍下落的馬漢三，得知寶劍此刻藏在大間諜川島芳子在北平的家里以后，迅速逮捕了川島芳子，并從她家中搜出了寶劍。1946年3月，戴笠到北平第一監(jiān)獄提審女川島芳子，意外獲知軍統(tǒng)北平站站長馬漢三被捕叛變和變相占有九龍寶劍之事。馬漢三見事情敗露，主動把寶劍交出并給戴笠送了好多金銀財寶、古董、字畫。3月17日，戴笠攜九龍劍由青島啟程直飛南京面蔣，誰知天氣惡劣而機毀人亡。當沈醉從江寧農(nóng)民手中尋回九龍寶劍時，它的劍鞘和劍柄早已燒得一干二凈。于是沈醉將它和戴笠的遺骸一起放入棺材中入土。
　　不過詭異的是，拿過九龍寶劍的四個人：孫殿英、馬漢三、川島芳子、戴笠，全都死于非命，乾隆寶劍詛咒的傳說也因此傳開來。世事滄桑，當九龍寶劍的謎底被揭開時，一切早已無跡可尋。也許對這件國寶來說，化作紫金山中的一抔春泥也是不錯的歸宿。

　　                                         臺北故宮鎮(zhèn)館之寶《富春山居圖》
　　三、富春山居圖
　　《富春山居圖》為紙本水墨畫，寬33厘米，長636.9厘米，是“元四大家”之首、山水畫大師黃公望(1269—1354)的精心巨制。從他1347年退隱到富春山時開始畫起，至1350年年過八旬之時完成了這幅被后人稱為山水畫“第一神品”，前后費時超過3年。明朝成化年間，沈周藏此圖時請人在上題字，卻被對方之子藏匿而失。當畫作重新出現(xiàn)在市上高價出售時，沈周既難于計較又無力購買，只得背臨一卷以慰情思。之后它又經(jīng)樊舜、談志伊、董其昌、吳正志之手。清順治年間，吳氏子弟，宜興收藏家吳洪裕得之后更是珍愛之極，“國變時”唯獨隨身帶了《富春山居圖》和《智永法師千字文真跡》逃難。這位癡迷的藏家在臨終時選擇將《富春山居圖》陪葬，所幸在已投入火中之際，被其侄搶出，但卻在中間燒出幾個連珠洞，斷為一大一小兩段，而且起首一段已燒去。18世紀30年代，《富春山居圖》流入朝鮮裔鹽商、著名的收藏家安岐之手，1746年，終于成為了乾隆皇帝的藏品。
　　《富春山居圖》為紙本水墨畫，寬33厘米，長636.9厘米。它采用傳統(tǒng)的“三遠”并用構(gòu)圖法，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富春山初秋時節(jié)的迷人景色：峰巒陂陀，秋水長天，林木恬然，沙渚悠遠,黃公望把富春山美麗的風(fēng)光勾勒得令人心醉神迷，真可以說是：一峰一狀，一樹一態(tài)，雄秀蒼茫，變化萬端。難怪歷代畫家都把能目睹此畫當作人生一大幸事呢!乾隆皇帝見到后愛不釋手，把它珍藏在身邊，經(jīng)常取出來欣賞，并且在6米長卷的留白處賦詩題詞，加蓋玉璽。
　　《富春山居圖》這件國寶被軍閥孫殿英盜出東陵后，顛沛流離，后半部分最終落在臺北故宮博物館。前半部分“剩山圖”經(jīng)歷了曲折的傳承經(jīng)歷，1956年被浙江博物館收藏。1999年，海峽兩岸的書畫家共同發(fā)起了圓合《富春山居圖》的活動，他們相聚在風(fēng)景如畫的富春江畔，依照古代摹本，共同揮毫，臨摹了長約65厘米、在“焚畫殉葬”中被燒毀的那截畫卷，并與各自事先臨摹好的《富春山居圖》前、后卷連接在了一起，分隔在海峽兩岸的《富春山居圖》終于圓合了。

　　乾隆緙絲陀羅尼經(jīng)被

　四、緙絲陀羅尼經(jīng)被
　　《清會典》中對于皇帝、皇后、太子等葬禮的規(guī)制都有明確規(guī)定。只有親王以上死后才能覆蓋陀羅尼經(jīng)被，而對于經(jīng)被花紋和顏色的規(guī)定更加詳細。只有皇帝才能用正黃色，而皇后只能用明黃色。陀羅尼經(jīng)被是佛教密宗的宗教用品，相傳將它覆蓋在死者身上，可以令死者得到超度，該墓葬形式最早起源于元代。
　　“緙絲陀羅尼經(jīng)被”(簡稱經(jīng)被)是清代皇帝、皇后等皇族葬祭專用的佛教用品，從質(zhì)地、顏色和數(shù)量上嚴格分為六個等級，而這件由藏羚羊羊絨、獐子絨和真絲混合緙絲而成的經(jīng)被屬于最高等級，據(jù)傳為西藏活佛敬貢給乾隆皇帝專用，用于覆蓋其遺體以超度亡靈，距今已有300多年歷史，文物價值非同一般。這件緙絲陀羅尼經(jīng)被長2米，寬1.38米，呈古銅色。其上共有四種文字。主體是一座佛塔，塔內(nèi)緙滿梵文陀羅尼經(jīng)經(jīng)文，塔周圍有精美繁復(fù)的花紋。該件寶物目前在北京的一場拍賣會上意外最初發(fā)現(xiàn)。據(jù)了解，此件拍品最初是被藏于一件清末黃緞子袈裟中，被一位業(yè)余藏家以9萬元將其買下后，才在袈裟之中發(fā)現(xiàn)了它。在2008年、2010年的兩次拍賣會上分別以6550萬元、1.3億元成交，可謂撿了大漏!
　　被稱為織中圣品的“緙絲”是我國業(yè)已失傳的高級絲綢藝術(shù)品，因織造難度大，一件像樣的織物至少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完成，其珍貴性被稱為“一寸緙絲一寸金”。緙絲代表了中國絲織工藝的頂峰，而雙面緙又是緙絲中的極品。這種工藝在清乾隆時期達到頂峰，此后便漸漸衰落，即便是現(xiàn)在也不能達到當時的工藝水平。